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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掉头一路找回去，却发现原地只有烟头和纸屑，那又脏又破，油叱麻花的铺盖，此时却居然不见了。

    是被扫垃圾的扔了？还是被别人拿走了？这玩意还会有人要？

    得，丢就丢了吧。他干脆放弃了寻找。

    1977年的京城气候不比后世，楼少车少，也没什么温室效应，三月底还非常寒冷。一阵小风刮过，跟小刀子似的。洪衍武不由打了个寒战，还真有点儿瑟瑟发抖。

    他身上并没穿劳改农场的黑色衣裤，棉袄棉裤外面的罩衣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人民装。他的屁股、膝盖、胳膊肘都打着补丁，脚上穿了一双破旧黑色大棉窝，鞋帮已经露了棉花。如果搁三十年后，他这一身打扮绝对是丐帮不外传的法宝，弄不好能混上个六袋弟子，可在这年代却并不引人注意。他站在广场上，如同绿草中的一片叶子，毫不起眼。

    这并不奇怪，衣服打补丁在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。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生活水平。大家都是一样的浸透汗水、打着补丁，所有人一起引领着朴素的潮流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“十年运动”还导致了共和国服装的“一元化”，全国人民都一个样儿。要说服装颜色，几乎全是蓝色（包括青黑色）、军绿色（包括军黄色）灰色这三种“老三色”。服装款式也不过是军便服、干部服、工作服（青年服）这些“老三服”。这些衣服可谓席卷全国，男女通穿。而因为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，共和国人民被西方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“蓝蚂蚁”。

    或许不少八零后九零后看到这种情景会觉得很土，很可笑。用他们眼光看，京城简直成了一个被乞丐占领了的城市，这年头的人个个全堪比“犀利哥”。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，人人皆是如此。衣着朴素是一种荣誉，更是一种无奈。这是大时代的原因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。

    洪衍武把棉袄捂紧了些，开始左顾右盼，辨识方位，寻找去路。

    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火车站，来来往往的人们骑着自行车，旅客们或是背着行李或是手里提着铺盖，从他身边匆匆而过，每一个人的面容看上去都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。

    眼前这一切虽然普通，可对他而言却如同梦境。他一想到不久前还身在2012年，又如何能不惶然？如何能不激动？

    眼睛里那种湿润的感觉又来了，他不禁想在心中大喊。

    1977年！我洪衍武又杀回来了！

    可他刚握紧拳头，脑子里又不知怎么冒出一句特煽情的话。

    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    他立刻升起一种冲动，甚至想在满是脏土的地上打个滚儿。好让家乡的土，家乡的地和自己亲近一下。

    寒风中，他眼圈红了，鼻子也抽起来，像极了一个淘气的孩子，在因父亲的责罚而委屈。

    此时，一栋早已久别的平房院落，不可避免地从他的心里跳了出来。

    福儒里二号东院。

    一想到家，他浑身马上荡漾起一阵暖暖的激动。那里有他的亲人们，有还健在的父母和妹妹，还有仍把他当成弟弟的哥哥们，甚至就连陈力泉也还平安地活着。

    回家，我要回家。

    对，马上回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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